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幕徐开（9）（1 / 2）
“……东吁叛逆的争斗，不止是在核心层，在地方亦是如此，所辖道郡县主官、副职、属吏几近趋向于垄断态势，这跟东吁叛逆奉行的举荐是密不可分的，除却盘踞核心层的十四族以外，在地方亦有一批豪族……”
‘这跟东汉时期的政治基调很像啊，通过中枢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，一批宗族势力在土地、家学等保有绝对优势，将仕途晋升垄断于少数派手中，形成特有的二重君主制，即对举主、主君无限效忠，使得门生故吏成为政治上的延伸。’
“……值得一提的，是东吁叛逆内部争斗，除却在土地方面形成规模不一的兼并，使得大批东吁叛民沦为佃户，对于多领域诸层面形成事实上的垄断，而这些垄断的获益是全归属持有群体，他们凭借掌握的权势及地位，将本该向核心缴纳的赋税，悉数转移到了最底层的群体身上。”
“陛下，这里臣要插一句，据有司传递回的消息，近五年来东吁叛逆境内发生灾情的次数增多，旱灾，水患，蝗灾，风灾等交替上演着，如此导致东吁叛逆所辖自耕农数量是呈不断递减趋势的，结合东吁叛逆特有的情况，这变相说明贼相周钊权势看似牢靠安稳，实则背后极可能存有不为人知的妥协与交易。”
‘灾异频仍之下，民力枯竭，赋役却有增无减，底层不堪重负，流徙者日众。而豪族借机吞并田产，隐匿户口，将私邑化为牢笼，使朝廷政令难以下达。周钊虽号令诸道，然其不得不倚仗地方豪强维持统治，此种依赖势必催生暗中分利之约。彼等表面尊奉中枢，实则割据自雄，一旦风雨骤至，恐将反噬其主。此局与晚唐藩镇之弊何异？唯形似而神近，危局已悄然成势。’
“……东吁叛逆境内出现哗变，叛乱的次数，相较于太宗朝同属时期，是呈现节节攀升趋势的，也是因为这样，导致地方上建坞堡，聚部曲，造军械，结同盟的趋势愈发明显，这使地方豪族之中，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，这导致东吁叛逆核心与地方更为复杂的关系。”
“东吁叛逆境内的商业，如粮，布，油，碳，药等行早已形成事实上的垄断，特别是供应给军队的，是垄断于少数几家的，而一个有意思的局面，是经我朝走私进东吁叛逆的丝绸、茶叶等热销品，除却满足东吁叛逆境内所需，还通过沿海海商贩卖出去，以此获取巨额暴利，这其中最值得人注意的，是来自海上的土人奴隶。”
“事实上在东域叛逆境内，除却上述提及的诸族外，沿海地带出现的海商群体，是近二十余年下崛起的一批新兴势力，他们凭借着掌握的优势及财力，逐步在东吁叛逆境内站稳了脚跟，这其中的李，林，邓，海四族更是其中的翘楚，在奴隶贩卖上他们掌握着极强的话语权……”
坐于龙椅上的楚凌，听着秦至白、臧瑜等大臣讲述的种种，不时生出感慨之下，心中对东吁叛逆一战的决心更大了！！
有时机会只有一次，真要是错过了，可能今生都不可能再遇到了。
跟太祖朝、太宗朝时期的东吁比起来，这一时期的东吁境内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，关键是统治阶层的党争、腐败、弄权等，加剧了自身的矛盾与冲突的同时，还使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关系愈发尖锐，这点通过不断生出的哗变、叛乱就能看出一二。
除却这些外，外部就更不用说了。
北虏跟过去比起来，不是在拓武山脉的受损，真正的危机是来自内部的权力更迭，一场爆发的冲突与厮杀，导致北虏国力受到了严重损失。
南诏的储君死了，死在平叛的途中，还有在北重要关隘龙虎关，被大虞给趁乱夺取下来了，这足以看出南诏境内的局势有多复杂。
西川呢，内部激烈斗争是一方面，尤其是夺嫡产生的风波，对西川国内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，关键是西川跟北虏的关系交恶，这产生的微妙变化是极不寻常的。
‘大虞还是那个大虞，可是周边的强敌，特别是各处的地缘环境，却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啊。’
也是这样，使楚凌心中生出感慨，‘国与国之间的争斗，往往看的就是谁先撑不住，这个撑不住是战略层面的，一旦出现滑坡或变数，这不止会在本国境内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，还会给地缘形势带来较大的变动。’
‘对这一时期下的大虞来讲，此时攻打东吁叛逆，并且紧密围绕彻底倾覆展开，这的确还有不小的压力，毕竟打这样的仗，不止要考虑国内情况，大虞和东吁比拼，还要考虑其他层面。’
‘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，是该时期下的整体形势，跟太祖，太宗所在时期的整体形势比起来，大虞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与先机的，接下来就看如何把这些优势与先机扩大，继而作用到前线战局上了！’
这场在御前召开的特别廷议，是为了充分汇报与总结东吁实况，在此基础上，将所涉大虞，还有其他几国的简况阐述出来，核心思想是紧密围绕对东吁一战展开的，以更清楚的掌握整体大势。
这样的汇报与总结，会形成逻辑清晰、构架分明的简报，御前会根据形势及情况，将此简报下派出去。
在这场御前廷议刚结束后，楚凌就颁旨将汇总的简报，下派到荣国公孙河、睿王楚徽手中，毕竟他们是直接参与对东吁之战的，如何在这一战中掌握更大优势和主动，是楚凌必须要为他们解决的。
这样在实际对东吁一战中，他们就能有更清晰的目标与方向，这次对东吁一战，在于快，在于猛，以最短的时间在战场上形成对东吁的压倒性优势，这是孙河、楚徽他们必须要解决的事实。
一旦陷入到僵持，用很长的时间才推到天门七关一线，要有敌国回过味来，介入到这一战中，对这一战都有可能产生不利。
在楚凌的内心深处，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。
大虞的战争机器既然转动起来，投入了大批军队，钱粮等，就必须要在对外征伐中获取优势才行。
这是大虞必须要有的事实。
正统朝初期阶段，对于征伐就两个选项，要么干脆别轻易动兵，抓紧一切机会解决内忧，提升国力，寻找合适的机会出动，要么动兵了就必须有所斩获，这样外部环境才能减轻压力，才能使大虞对军队施行高额奖赏，不管是前者，亦或是后者，核心思想是使楚凌对大虞的掌控力度不断增强，对外能摆脱过去的不利局面。
在这种状态之下，楚凌就像是一部政治机器，是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在定决断，下指示，去挑选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，以此使得大虞能在这大争之世获取优势及主动！
……
御前是这样的氛围，中枢层面也是一样。
尚书省这边。
自那场御前廷议结束后，作为尚书省主官，兼领户部尚书的萧靖，就进入到高度紧绷的状态下了。
一方面是既定的事宜要解决，特别是牵扯到商税谋改推广，宣课司构架丰富等层面，这对中枢，对地方的影响是持续的，各种矛盾与问题是不断在上演着的，作为这一切的倡导者，萧靖在平衡各方的前提下，还要使所谋能持续获取更大优势。
一方面是国库有小幅纾解下，在中枢多数群体不知要对东吁叛逆展开攻势下，萧靖需要为此次大军出动解决钱粮所需，这是一项极为庞杂的大工程，既要满足前线所需，又要在前期解决泄密风险，关键是这部分开支，还不能影响到此前形成的局面，并且要为后续所做种种留有一定余量。
这要是换任何一人来办，只怕早就崩溃了。
毕竟这限制太大了，顾虑太多了，稍有不慎下，就可能导致中枢，甚至国库，陷入到极被动境遇下。
不过对萧靖来讲这或许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并不至于说叫萧靖没有任何办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