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05章 谈了？没谈（1 / 2）
93年的南京与很多城市一样都在大操大干，加速奔跑之中。
现在已经开始GDP核算了，南京GDP约为353.23亿，在全国排第16位，落后于苏州，嗯。
当晚，迎宾馆。
省文化厅的一把手露...
六月的北京，空气里浮动着槐花的香气。李东升把那枚铜质怀表轻轻合上，放进抽屉时，指尖触到一封未曾拆开的信。信封泛黄，边角微卷，邮戳显示是三个月前从云南寄出的，收件人写着“李东升亲启”，落款只有一行小字：“一个你或许不记得的人。”
他愣了片刻，才想起这字迹??那是1983年《潜伏》剧组在昆明外景地拍摄时，负责群众演员调度的老周。一个沉默寡言、总爱蹲在监视器旁记笔记的副导演助理。后来剧集被剪，项目解散，老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剧组通讯录都没留下他的联系方式。
他用裁纸刀小心划开信封，抽出一叠薄纸。第一行字便让他心头一震：
> “东升同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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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事。有人骂你是‘翻旧账’，有人说你是‘不合时宜’。可我想告诉你：你在做的，是我们当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。”
笔迹颤抖，却坚定。信纸上有几处水渍晕染过的痕迹，不知是雨滴，还是泪痕。
> “1984年春天，《潜伏》停拍那天，我在场务车上烧掉了所有未归档的场记单。火苗窜起来的时候，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不是怕惹祸，而是突然觉得??我们是不是错了？是不是不该把这些痛苦挖出来？可三十年过去了，我越来越明白：错的不是讲述真相，而是让真相烂在土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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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“我这些年一直在整理当年的资料。不是为了发表，也不是为了出名，只是为了不让它们真的死去。我收集了十七位群众演员的口述回忆，他们中有演过烈士家属的农妇，有扮演特务打手的退伍兵，还有那位在刑讯戏中真被打断肋骨的龙套演员……他们都记得那一场戏，记得导演说‘再真一点’，记得灯光师偷偷调暗了顶灯，为了让阴影更像牢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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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“最让我难受的是陈桂香。她是纺织厂女工，临时来剧组帮忙演一位被捕女地下党员的母亲。她只有一句台词：‘我闺女要是活着回来，让她替我看看春天。’可就是这一句，她练了整整三天。她说她有个妹妹，1950年因‘历史问题’被审查，关了八年，出来后精神失常，再也不认得家人。拍完那场戏当晚，她坐在片场角落哭了很久。没人安慰她，我们都以为她在入戏太深。直到多年后我才听说，她回去后大病一场，半年没能上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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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“这些人的记忆，不该随着他们老去而消失。所以我斗胆寄来这份材料。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秘密，只有普通人如何被一段戏触动，又如何把那份痛藏进余生的日子。也许你觉得它不够‘重要’，但我想说：历史不只是英雄的选择，也是千万个旁观者如何记住、如何承受的故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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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“如果你愿意，就让它活下来吧。如果不愿意，烧了也罢。我只是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，试着说一句：我们曾看见，也曾痛过。”
>
> ??老周
> 2023年3月于大理苍山脚下
李东升读完，久久未动。窗外阳光斜照进来，落在桌面上那枚怀表上，铜壳反射出一圈淡淡的光晕，像一枚沉入岁月深处的月亮。
他知道，这封信和附带的材料一旦公开，必然引发新一轮争议。有人会说这是“消费苦难”，有人会指责他“借文艺之名煽情”。但他更清楚，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，而是内心的麻木??当一个人开始认为“有些事提都别提”，那扇通往真实的门就已经悄然关闭。
他拨通了清华大学影视研究中心张教授的电话：“老张，你还记得上次申请的《潜伏》内部研究资料吗？我想加一批新内容。不是影像，是文字。关于那些没名字的人。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张教授声音温和，“我们正好在筹备一门新课：《中国电视剧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体创伤》。你的这批材料，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命名为：“**配角们的证词**”。
接下来半个月，他几乎足不出户。每天清晨五点起床，一边听着怀表滴答声，一边逐字录入老周寄来的口述记录。那些名字陌生得如同尘埃，却又熟悉得令人心颤。
比如王德福，六十岁，原北影厂木工。他在《潜伏》里饰演一名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交通员。实际拍摄中，他坚持不用替身完成跪地爬行镜头。“导演喊卡后我还趴着不动，”他在回忆里写道，“不是演的，是我膝盖真的撑不住了。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爸??他是1947年牺牲的民兵队长，死前也被拖着爬过十里山路。我没见过他，但我好像终于懂了那种疼。”
又比如李文秀，四十八岁，群演统筹助理。她提到一场戏：余则成在街头偶遇昔日恋人，两人擦肩而过，谁都没有停下。“那天拍了十二遍，”她说，“因为男主角的眼神总不对劲。后来导演悄悄告诉他：‘你想一想，如果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，你会不会后悔？’结果他一下子就哭了。我当时站在监视器后面，也哭了。因为我前一年刚失去了未婚夫，车祸……我没敢参加葬礼，怕被人说‘影响工作情绪’。可就在那一刻，我觉得我不是在拍戏，是在替自己告别。”
每一段文字，都像一把钝刀割开时间的表皮，露出底下未曾愈合的伤口。
六月底，国家图书馆召开第二次“口述史工程”推进会。李东升带着整理好的材料参会。当他将U盘递交给项目组时，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：“这些人都还健在吗？”
“一半以上已经去世。”他说，“剩下的，大多住在偏远县城或乡镇养老院。有些人连电话都没有，只能靠熟人代转。”
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。
坐在角落的一位女学者忽然开口：“我们能不能去采访他们？哪怕只是听他们再说一次当年的事？”
李东升看着她。她是新加入项目的博士生，叫田静，三十出头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但眼神极亮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“只要你们不怕辛苦。”
三天后，一支由三名研究人员和两名摄像师组成的小组启程前往河北沧州??那里住着曾在《潜伏》中饰演狱警的老刘。老人今年八十九，患有严重白内障，几乎失明，但记忆力惊人。
出发前夜，李东升特意给田静打了电话：“你要问什么都可以，但别引导。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讲。有时候，一句话说得颠三倒四，反而最真实。”
田静认真记下。
他们在沧州一家社区医院见到了老刘。他坐在轮椅上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，胸前别着一枚早已褪色的“先进工作者”奖章。
起初，老人不愿多谈。“都是过去的事了，”他喃喃道，“说了也没用。”
直到田静拿出一张剧照??正是他扮演的狱警站在铁门前的那一幕。
老人的手指缓缓抚过照片，突然哽咽：“那天……那天我穿的是真制服。道具组说只是仿制的，可我摸着布料就知道??这是我爸留下的。”
众人一怔。
原来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宪兵，解放后被判劳改十年，四十岁死于肺结核。他自己从小背负“反动家庭”标签，直到改革开放才得以进入影视基地当临时工。
“我演那个角色时，心里一直在打架。”他低声道，“一边想着要演好这个坏人，一边又忍不住想：要是我爸也在这样的牢房里，会不会也希望有个看守能给他一口热水？”